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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點特稿第936期:一萬五千戶里的中國

      樓主:冰點周刊 時間:2020-10-14 15:53:32

      冰點特稿第936期

      一萬五千戶里的中國

      本報記者 陳卓 《 中國青年報 》( 2014年09月03日 12 版)

      訪員入戶進行調查

      調查取樣的手繪地圖

      什么才是中國的真實樣貌?這是一個不太好回答的問題。

      上海浦東新區一個9歲的女孩正在舞蹈班學習民族舞,同時還要擠出時間參加各種暑期夏令營;甘肅省定西市林洮縣一個男孩“業余活動只是在操場上踢球、玩耍,周末和寒暑假就在家自己做作業學習,幫家長干些家務”;河南的一個少女,則因為家里房屋倒塌需要借錢蓋新房,自己選擇了輟學去打工。

      陜西省渭南市,一戶只有兩位老人留守的家庭里,除了患有關節炎的老大爺會去專科醫院開一些治療藥物外,夫妻倆有病都在附近的小診所開藥,包括關節炎的藥物,得盡量保證在醫保報銷范圍以內,從來不敢使用進口特效藥。上海市閘北區的兩位退休老人,患高血壓的老太太每兩周一次的常規檢查和拿藥,也要到附近的三甲醫院,因為“不太相信小醫院,去大醫院放心”。

      這些見聞,來自同一批人。他們從北京大學出發,試圖描繪一個真實而完整的中國。從2010年開始,今年已經是他們第三次奔赴全國各地。

      調查問卷是他們手中的畫筆,家庭是這幅關于中國的圖畫的基本像素。依托“中國家庭動態追蹤調查”項目,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從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中選取了大約15000戶家庭,展開追蹤調查,每兩年記錄下所有成員的收入、支出、教育、醫療的詳細狀況,還會記錄下他們的婚姻、認知甚至情緒的變化。

      “這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內容最全的社會跟蹤調查項目,這里有15000戶家庭的軌跡,也是其中5萬個個人的發展軌跡。”該項目主要負責人、北京大學千人計劃學者謝宇告訴中國青年報社記者,“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用這15000戶家庭為中國畫像。”

      社會的變化雖然很重要,但也很緩慢,如果沒有很好的數據,你就不知道社會變化的方向

      一組數字首先勾勒出畫像的輪廓。

      在上一次調查結束的2012年,我國的私人財產總存量達到188.4兆元——在數字4后面還掛著11個零,這是“萬億”量級。平均下來,每個家庭擁有43.9萬元的凈財產。2010年,這個數字還只有37.5萬。

      這并不是唯一一幅畫像。事實上,關于國民財富,由于估算方法不同,得出的數據相差頗大。西南財經大學組織開展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得出,2011年中國家庭凈財產平均為113萬元,而根據瑞信研究院的《全球財富數據報告2012》,中國在當年的私人財產總存量為20.2兆美元——前者遠高于北大的調查,后者則略低。

      可以確定的是,房產是其中重頭。北大的調查顯示,從2010第一次全國性調查開始到2012年,家庭財產的增長,至少有一半要歸功于房產的增值。在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城鎮家庭,房產占到家庭財產的80%,而在農村,這個比例為60%。

      7月25日,在北大舉行的一場發布會上,“中國家庭動態追蹤調查”項目推出了《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基于2012年的調查數據,第一次將目光聚焦于財富有關問題。之前的一本民生發展報告,內容不僅涵蓋了收入與分配,教育與醫療,還包括了婚姻與家庭,少兒的發展,認知的情況,以及人們的態度與觀念等。

      “即使對宏觀現象和社會總體的研究,也不能不關注微觀個體。”針對這項以家庭和個人為研究主體的調查,謝宇解釋,“在中國社會,個人嵌套在層層的社會組織中,其中家庭是最基礎和最直接影響個人角色、地位、行為和態度的社會組織。”

      除了北大講座教授,謝宇還有一個身份是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他參與了美國收入動態追蹤調查——一個目前正在進行的全球范圍內持續時間最長的家庭追蹤調查。

      開始于1968年的這項調查,選取了美國5000戶家庭中的18000人進行追蹤訪問。截至目前,基于調查的數據,已經產生了超過3000篇經過同行評議的論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將它評為成立至今“60個最有價值的資助項目”之一。

      “社會的變化雖然很重要,但也很緩慢,如果沒有很好的數據,你就不知道社會變化的方向,不知道不平等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不知道社會是富裕了還是變貧困了。”在北大自己狹小的辦公室里,謝宇告訴記者,“美國最近的調查顯示,中產階級的家庭財富在降低,這就是大的趨勢,一般你是感覺不出來的。”

      2006年,時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的林建華到密歇根大學訪問。在那里,謝宇向他介紹了這個調查,并建議由北大牽頭在中國開展一項類似的調查。之后,北大的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很快成立,“許多的人文社科經費都投在這里了”。

      目前擔任調查中心主任的李強記得,中心的建立過程“非常迅速,得到了各方的支持”。這位經常和歷史打交道的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對于調查的認識,則來自一段更為久遠的往事。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后,為了經營從俄國手中奪取的中國東北南滿洲鐵路,日本成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作為一個侵略中國的指揮中心,“滿鐵”設立了包括許多門類的非常龐大的調查機關,進行社會調查,搜集情報,形成內容龐雜的“滿鐵資料”。

      與當時中國政府部門和其他學者所作的只提供籠統統計數字的調查不同,由“滿鐵”主導的調查以自然村為單位,以村戶為對象進行,具體且全面。至今,這批資料不僅對于歷史學,而且對社會學、人口學、民俗學,甚至農村金融學等學科都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如果沒有這些數據,民國的許多基本經濟情況都摸不清楚”。

      在李強看來,目前北大進行的這項調查,“也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中國現在的改革一點也不亞于文藝復興等重大歷史事件,那么幾十年以后我們回過頭來怎么評價這場改革,就要用客觀的數據說話。否則你也寫文章,我也寫文章,到底誰說的有道理呢?沒有人知道。”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副主任任強告訴記者,“做這個事情,將來的作用比現在更大。”

      每位訪員遇到拒訪家庭要至少敲6次門,反復解釋

      來自甘肅兩當縣的劉宏濤,對于中國家庭動態追蹤調查的這些宏偉目標,已經非常熟悉了。從2010年參與項目成為一名訪員以來,今年是他第三次來到北大參加訪員培訓。在5天封閉式的培訓中,老師們不僅會給他們講解調查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教給他們調查的方法。

      完成追蹤調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雖然北大給每位訪員發了調查證,還提前聯系當地的民政部門和居委會進行協調,但是如何敲開一扇扇門,還是一個讓大多數訪員頭疼不已的問題。

      “平均每訪問5戶家庭就有一戶拒訪。”一位來自遼寧沈陽的訪員回憶。為了保證結果準確,項目組規定,在被選中的15000戶中,即使有家庭拒絕訪問,也不可以找周圍的其他家庭替代。因此,要求每位訪員遇到拒訪家庭“至少敲6次門,反復解釋”。

      對于一位來自四川的訪員來說,在他面前緊閉著的大門,大多屬于那些舉家外出打工的家庭。遇到這種情況,他必須打聽清楚這家人在外地的住址,然后由社調中心轉交給那里的訪員繼續追訪。

      這還不是訪員的全部工作。如果受訪家庭中有女兒出嫁遠方,連同她丈夫一家,都會成為訪問對象,進入訪員的視野。

      任強解釋,這樣做是為了保持調查樣本的代表性。

      對于調查而言,樣本的代表性無疑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了做好這一點,項目組首先要搞清楚這些家庭“外觀”是什么樣。

      他們沒有采用根據官方界定的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來直接抽取訪問家庭,而是先從參與調查的25個省份的全部區縣中抽出162個,然后,在每個區縣中抽出4個社區。接著,在各地招募的243名繪圖員前往各個社區,用紙筆畫出它們的模樣。這些看似簡陋的手繪地圖上,不僅包括了當地的交通和水系,還清楚地標出建筑物是樓房、平房,或院落,以及在這些建筑物里住了幾戶人家。

      最終接受訪問的15000戶家庭,就從這些地圖中抽取。

      “按道理說,應該只有第一次調查時的樣本才能夠代表當時的人口狀況。隨著跟蹤次數的越來越多,丟失的情況越來越多,就難以代表當時的人口了。但是在我們的項目里,所有新家庭因為婚姻、分家而不斷產生,舊家庭因為成員死亡或另組新家庭而不斷分化和消失,這樣基本上就能保證每年的調查樣本都能代表當時的人口狀況。”任強解釋道。

      項目組一般從調查當地招募訪員。以第二次調查為例,2012年7月,372名訪員接受培訓后開始調查。9月,從已經完成調查的訪員中又抽調人手組成10支隊伍,開展異地追訪。除此之外,還有29名實習生在北京對難以當面訪問的人員進行電話追訪。在4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們工作2410個小時,撥打電話超過一萬個,成功追訪2911個樣本。

      村里邊都報人均收入五六千,這次算出來才一兩千,報上去不會出什么事兒吧

      作為當地一名中學語文教師,劉宏濤并不擔心敲不開家門,他有另外的事情需要操心。

      一次,當他進入一個農戶家里,打開電腦準備記錄這家人的家庭收入時,坐在他對面的訪問對象愣住了。

      “我不知道一年收入多少錢。”那位農民嘟囔著,“幾世幾代都沒有算過這個賬,怎么現在要算?”

      這樣的困境,在項目開始籌備時,學者們就已經考慮到了。參與最初問卷設計的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副研究員顧佳峰記得,為了確定問卷內容,從2006年到2008年,專家討論會隔不多久就要開一次,針對每一個問題詳細討論。

      “專家們剛開始列的問題都非常學術化,普通人根本聽不懂。這些都要修改。”顧佳峰回憶。在最終劉宏濤執行的調查問卷中,當涉及收入時,他要先讓被訪問者確定年收入大于5萬元還是小于5萬元,然后再確定大于3萬元還是小于3萬元,最后得出一個相對準確的數字。“這樣就能避免信口胡謅了。”顧佳峰說,在問卷設計完成后,又花了兩年時間進行測試,保證切實可行,才在2010年正式開始第一次全國調查。

      一般情況下,要等到訪問對象算出自己的收入,劉宏濤大約需要一個多小時。有一次,為了一個答案,他甚至等了兩三個小時。而有時候,這些結果甚至讓訪問對象自己都不敢相信。

      “村里邊都報人均收入五六千,這次算出來才一兩千,報上去不會出什么事兒吧?”受訪的農民看到他電腦上填下的數字,詫異地問。

      “他們報多少我不管。你的收入,根據這么算下來,一年就是這個數。”劉宏濤回答。

      當這些數據從四面八方匯集到一起之后,中國一些正在發生的微妙變化逐漸清晰起來。

      2012年的農村,最高5%收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高達27000元,處在另一極的最低5%收入家庭則只有900元。而在城鎮,最富裕的5%家庭平均年收入是最貧窮5%家庭的35倍。

      當然,大部分家庭都在變得越來越富裕。但事實上,那些中高收入的家庭變富的程度,要遠遠高于低收入家庭。在城鎮,這種現象更加明顯。

      全國188.4兆元的私人財產中,三分之一的財產被位于頂端的1%的家庭占有,而最貧困的四分之一的家庭,只占有這些財產的1.2%。如果一個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黨政機關、人民團體、軍隊、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體制內工作,那么一般而言,這個家庭的財產水平和增長幅度要高于其他家庭。

      平均來說,一個有體制內成員的家庭的財產可以達到67.4萬元,完全“體制外”的家庭的財產則為37.2萬元。從2010年到2012年,體制內家庭財產發生增長的比例為71%,高出體制外家庭5個百分點,增長幅度也要領先其6個百分點。

      收入不平等可能會降低,財產不平等可能會增加

      這幅數字構成的中國畫像公布后,收入和財產的分化成了最受人關注的一個特征。

      根據2012年的調查數據,我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73,按家庭純收入計算的基尼系數為0.49。

      “作為一個關心不平等問題的學者,我看了這個結果以后,覺得很高,但不是完全出乎意外。”謝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0.73的基尼系數反映的是家庭凈財產的差距,與收入水平相比,財產的分布本來就要更加不平均。”

      比較而言,目前中國的收入不平等要超過美國,但美國的財產不平等要超過中國。與中國0.73的財產基尼系數相比,美國2001年的這個數值就達到了0.826。美國2007年的收入基尼系數則為0.45。

      謝宇解釋,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發生在中國的許多財富增長是由房價增長獲得的。就在十幾年前,中國的住房還是以福利分房為主,所以很多低收入的人也有房產并享有房價增長帶來的財富增值。而在美國,房價一直由市場決定,這就使房產更集中于中高收入家庭,財產不平等程度要高于中國。

      另外一個原因則在于許多富人的財產通過股票等投資手段迅速積累,與窮人拉開距離。而在中國,投資市場相比于美國還不夠完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參與其中”。

      “因此我判斷,從長遠來講,中國收入不平等可能會降低,財產不平等可能會增加。”謝宇說。

      在其他關于中國的數字畫像中,貧富分化的判定程度有所不同。根據西南財大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按收入計算的基尼系數為0.61。而據國家統計局2013年發布的數據,2010年我國收入基尼系數為0.48。

      到底是誰的畫筆出現了誤差?

      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擔任千人計劃講座教授的張曉波告訴記者,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對錯問題。

      “主要是因為抽樣和調查的方法不一樣。”作為北大調查項目的主要研究者之一,這位教授解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主要按照住房來抽樣,可能讓有房子的人能被抽到,沒有房子的人抽不到,這樣就導致樣本中富人太多,貧富差距過大。而統計局的調查,要讓人們記賬,但是村里邊特窮的人記不了賬,所以對貧困人口統計局可能低報,造成基尼系數偏低。”

      當然,關于收入和財產的筆觸無法獨自勾勒出這幅中國的樣貌。有些學者將目光投向了畫像上的其他線條。

      比如留守兒童。調查問卷不僅記錄下16歲以下兒童的居住情況,還要求10到16歲的兒童自我評價身體健康情況,并回答20道問題,以測量心理健康狀況。

      “我們經常說留守兒童自卑、性格軟弱、人格受損,有了這些數據,就可以分析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主要做人口學研究的調查中心副主任任強說。

      當他把在當地隨父母居住的兒童、隨父母遷移的兒童,以及留守兒童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情況放在一起后,發現“無論是父母雙方外出打工、父母中有一方外出打工,還是隨父母遷移到打工地,對兒童的情感健康都沒有顯著損害”。

      任強解釋,這可能是因為那些不能和父母在一起的兒童,并不是因為家庭破裂,“父母外出打工是為了讓他們將來生活更好,所以他們不容易受到歧視”。

      “如果沒有調查,只看到中國有龐大的留守兒童群體,就去想象沒有父愛母愛的情況下怎么辦,很容易把事實夸大。”任強說,“但其實不是沒有父愛母愛,只是空間上發生了變化,他們受到的關愛一點不比其他孩子少。”

      收入增長很快,但老百姓的幸福感其實在下降,這是為什么

      在嚴肅的研究者看來,如果不結合調查得到的其他數據,只關注顯而易見的財產不平等,就可能在人的感知中產生誤差。

      2012年,全國87.4%的家庭擁有住房產權。住在上海的家庭擁有房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73.2%的家庭擁有;但是在河南和甘肅,擁有房子是一個家庭不算遙遠的夢想,分別有92.7%和95.8%的家庭實現了這一目標。

      在有房一族中,14%的家庭住房困難——老少三代同住一室,或者讓12歲以上的子女與父母同住一室,還有的要把床晚上架起來,白天再拆掉。但是就平均而言,每個家庭有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且每10個家庭中就有一個擁有兩套或更多的房產。

      河北衡水的一位農民,為了給兒子娶媳婦,花光了一輩子的積蓄蓋了一幢新房,還背負了六七萬元的債務。但他沒有為此憂愁,“怎么也得這個數,都一樣”。

      一名廣東的訪員,曾經進入過一戶20多平方米的家。6口人擠在這個被隔成兩個房間的屋子里,靠男主人蹬三輪車和女主人去紡織廠打工維持生計,家里僅有的“大件”是一臺21吋的電視機。但是讓訪員印象深刻的是,“聽得出,他們對現在的生活很滿意”。

      對于經常在農村訪問的劉宏濤來說,從2010年到現在,最為直觀的感受是“村里的路越來越漂亮,房子也越來越好”。在問卷調查中,包括了一些題目是讓受訪者回答是否感到幸福。在劉宏濤印象里,他得到最多的答案是“好著呢”、“好得很啊”。

      只是,有時候不太搞得清楚情況的村民,會盯著這位掛著北京大學牌子的訪員犯嘀咕:

      “過去領導來視察都是坐著車看一圈就走了,這次你們咋還坐下來問我幸福不幸福呢?”

      劉宏濤說,在他訪問的村子里,“每年都有人輕生,以婦女和老人居多”。每次當他敲開受訪者家門,都會被當成傾訴對象,而他不得不在訪問結束后再抽出時間勸解當事人。

      “村里的人往往遇到煩心事沒有辦法得到排解,又沒有人關心。”這位即將退休的語文老師說,“5·12地震以后,村里邊大多數農戶都建起了堅固防震的新房,村子的面貌煥然一新。然后,新房只有空殼,里邊什么都沒有。”

      建一座新房大約要10萬元,政府補貼兩萬,其余要自己掏。許多村民負債,無力置買家具。還有越來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里的人越來越少。

      “中國其實有一個巨大的謎題,就是這些年的收入增長很快,但老百姓的幸福感其實在下降。這是為什么,我們希望通過這項調查能夠回答。”主要研究發展經濟學的張曉波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一些答案從問卷中浮現出來。根據調查,在居民的感受中,貧富差距被認為是最為嚴重的民生問題,而政府廉政問題與就業問題緊隨其后。總體而言,這些問題對于年輕人的影響要高于老年人,對于城鎮居民的影響要高于農村居民。

      在一個滿分為5分的量表中,42.2%的16歲以上人口選擇用3分來標示自己對于生活的滿意程度。影響他們判斷的,更多時候并不是實際收入多少,而是他們自己認為自己的收入水平如何。

      在深圳一個父母離異的單親家庭中,雖然母女倆去年一年的消費中,一罐92元的煤氣就算“很貴”了,在娛樂上的開支僅為“一起逛了趟東門來回車票花了8塊”,但女兒依然十分驕傲,因為她“一邊上學一邊做兼職,兩個月大概有一千多塊錢,能養活自己”。

      “收入差距,腐敗,環境問題,甚至婚姻市場的競爭,這幾個因素都對人的幸福感有影響,但是到底哪個影響更大一些?這些都可以通過數據進行研究,這樣政府制定政策的時候也知道哪些政策對于提高人的幸福感更有效果。”張曉波告訴記者。他有一個學生,正在把人們對生活滿意度的評價,與當天的天氣狀況結合起來,“然后就能知道霧霾天氣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的心情”。

      一個上海女孩一年教育花費相當于7個甘肅男孩

      相比于學者們的雄心,這個剛開始第三次全國調查的項目還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現在只有2010年和2012年兩年的全國調查數據,很多問題還沒有辦法看出來發展趨勢在哪里。”任強解釋說,“只有第三個乃至更多的點確定了,才能看出來真正的趨勢。”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說得清楚項目將會持續多久。李強希望,“如果有資金支持就一直做下去”,而張曉波則想到,一個實際的困難是在變化巨大的中國,可能10年后就有許多樣本追蹤不到了。“但是能把這10年追蹤下來也很了不得。因為中國正好在一個轉型時期,通過這種追蹤,可以把這種社會流動測算出來。”

      有一些問題,或許不用等待10年那么久,就可以很快看出些端倪。

      當上海的一名訪員進入那個9歲女兒參加舞蹈班的家庭時,一家三口剛吃過晚飯在看電視。得知要了解他們對女兒的教育投入時,夫妻倆拿出一個略顯陳舊的本子,上面記著孩子從出生以來的所有花費。

      孩子如今上小學三年級,從幼兒園起就開始每年學習舞蹈,寒暑假各90個學時,總共花費3000元;在幼兒園時的學費和伙食費每年要花去4560元;上小學以后每年要交1500元的校服費,還要另外花費2500元為孩子購買課外讀物和書包、筆等學習用品和電子產品。當然,學習舞蹈所需的服裝必不可少,每年大約花費4000元。

      那個課外只能在操場上踢球玩耍的甘肅男孩,每學期需要交200元的住宿費,伙食費每月150元,一年大概有100元花在買書上,“通常是好幾個孩子合伙買一套輔導書,大家輪流看”。總體花銷,一年大概是1470元。

      “我們以前看教育不平等都是看國家統計數據里的生均成本,那是國家財政在每個學生身上的支出,差別不是很大。這是第一次從數據看出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發現差別還是很大的。”調查中心副研究員顧佳峰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2012年,全國對子女教育投入最高的地方在上海,這里的男孩平均每年獲得經濟投入為7102元,女孩則能獲得7616元。相比而言,甘肅的情況顯得尷尬,在這里,對每個男孩的投入平均為1057元,女孩則為1275元。也就是說,一個上海女孩一年教育花費相當于7個甘肅男孩。

      “家庭投入的不平等是造成教育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曾經在教育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的顧佳峰說。

      但是,地域的差異并不是造成教育投入差別的唯一因素。在那些父母教育水平處于高中及以上程度的家庭里,對孩子的全年投入平均是4092元,而若是父母只有小學及以下的水平,那么對子女的教育投入則銳減至1458元。

      平均而言,讀書總能讓你更多地賺到錢,但是寒窗苦讀之后到底能多賺多少,就是一個需要仔細考慮的問題了。根據調查報告,我國勞動力人口的教育回報率為7.4%——每多讀一年書,你的工資將會比原來的水平提高7.4%。從數字來看,女性讀書顯得更為“劃算”,她們的教育回報率比男性高出1.67%。

      與教育投入同樣差別顯著的,是不同人群對于看病的態度。2012年,上海有接近60%的被調查者選擇去綜合型大醫院、專科醫院就醫;在河南和甘肅只有不到1/5的被調查者會選擇這樣的醫院,其余大多數都在診所或者社區醫療機構就診。如果以戶籍區分,農民中只有兩成的人選擇去醫院就醫,而城鎮人口中這一比例達到55.73%。

      總體而言,2012年全國平均每人花在醫療保健上的錢是1187元。這一項支出占到家庭消費支出的11%,高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

      當需要住院治療時,平均每個人要支付9092元,其中個人負擔67.1%,也就是6096元。這一數額相當于2012年全國家庭人均純收入的50%左右。“大額度的自付住院很可能會造成家庭經濟貧困。”北大的報告指出。

      “這些問題別指望一出來就馬上解決,但至少從全貌上能夠看到社會癥結在哪兒。大家慢慢地做好研究才能找到產生問題的原因機制。”對于家庭動態追蹤調查的前景,任強顯得信心滿滿,“如果沒有這樣的調查,有可能你把北京上海的問題解決得很好,但是這些方法要推廣到別的地方行不行?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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