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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上訴人指控,讓“不懂水性的警察”去江河救人,最后人無法得救,是否違法?是否應該承擔賠償責任?

      樓主:法路癡語 時間:2020-11-26 08:26:19

      張某、林某等與韶關市公安局湞江分局公安行政救助及行政賠償糾紛二審判決書

      【關 鍵 詞 】 公安交通

      【文書來源】 中國裁判文書網

      基本信息

      審理法院: 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  號: (2014)韶中法行終字第67號

      案件類型: 行政

      案  由: 行政救助

      裁判日期: 2014-10-16

      合 議 庭 : ?徐肇廷萬靖李應富

      審理程序: 二審

      上 訴 人 : 張某 林某 伍節 伍某 伍某1

      被上訴人: 韶關市公安局湞江分局

      文書性質:判決

      文書正文

      當事人信息

      上訴人(原審原告):張某,女,1949年12月6日出生,漢族,湖南省祁陽縣人。(系死者伍某華母親)。

      上訴人(原審原告):林某,女,1981年2月10日出生,漢族,湖南省祁陽縣人。(系死者伍某華妻子)。

      上訴人(原審原告):伍某,男,2007年11月8日出生,漢族,湖南省祁陽縣人。(系死者伍某華長子)。

      上訴人(原審原告):伍某1,男,2009年6月5日出生,漢族,湖南省祁陽縣人。(系死者伍某華次子)。

      上訴人(原審原告):伍某2,女,2009年6月5日出生,漢族,湖南省祁陽縣人。(系死者伍某華女兒)。

      上訴人伍某、伍某1、伍某2的法定代理人:林海英,女,年籍同上。

      上訴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瑚連,男,1952年10月9日出生,漢族,廣東省韶關市人。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韶關市公安局湞江分局。

      法定代表人:陳良素,局長,

      委托代理人:何燕萍,韶關市公安局湞江分局法制科副科長。

      委托代理人:胡釋中,韶關市公安局湞江分局東河派出所民警。

      原審第三人:廣東省韶關木材廠。

      法定代表人:洛勁鋒,廠長。

      委托代理人:張建輝,男,1976年7月23日出生,漢族,湖南省桃江縣人,廣東省韶關木材廠職工。

      委托代理人:晏嬋娟,女,1985年10月20日出生,漢族,湖南省長沙市人,廣東省韶關木材廠職工。

      審理經過

      上訴人林海英、伍某、伍某1、伍某2、張某訴被上訴人韶關市公安局湞江分局公安行政救助及行政賠償糾紛一案,不服韶關市湞江區人民法院(2014)韶湞法行初字第14號行政賠償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一審法院查明

      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2014年3月22日中午12時17分,被告所屬東河派出所接110報警稱:“一小偷跳河”,12時19分該所民警胡釋中按110的所示方向與輔警攜帶救生器材駕車前往現場,同時通過其他部門亦通知水上派出所。在現場民警發現河中間有一艘固定鐵船離伍某華最近,船上有一船工高金山,民警便延正在施工的鐵橋跑到橋中間靠近鐵船的地方,經目測鐵橋距離鐵船約4至5米高,因急于救人,民警先將攜帶的救生圈拋向船工,叫其把救生圈投向伍某華,隨后,經尋找,發現幾米外的路橋邊有一狹小鐵梯可下至鐵船,但當民警跳下鐵船時才發現,高金山還未將救生圈拋向伍某華,而原呼喊救命的伍某華已沉入水中,經詢問高金山稱:距離較遠,年紀大,無法丟至救生圈于伍某華,此時,接警的水上派出所民警也趕到現場,后經打撈未果,便離開現場,幾天后,尸體浮出水面。2014年4月17日,廣東省韶關市公安司法鑒定中心出具了韶(公)鑒(DNA)(2014)69號《法醫學DNA檢驗鑒定書》,鑒定意見:伍節與死者伍某華、林海英存在親生關系。因原告對死者伍某華未能獲得賠償未同意火化,現死者伍某華尸體仍停放韶關市殯儀館。事發后,原告曾要求被告查明伍某華死因,并要求木材廠給予賠償,該廠表示可補償2萬元,原告不予接受,后經向有關部門反映未果,訴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在伍某華沉水死亡后,即對事發情況展開了調查,經詢問,保安隊長林永國稱:“2014年3月22日中午約11時30分,其接木材廠金色江灣售樓部值班保安員反映售樓部傍,有6人形跡可疑,并停放2部摩托車,當我趕到上前詢問時,2部摩托車先后沖向我,其中一輛摩托車將我撞倒,并見2人邊跑邊從身上掉下鐵器,我與同事往帽峰橋趕過去,見到1人跑到河邊就沖滑下河里,我與岸邊上的群眾叫他上岸,但不見其上岸,便在12時17分報110,當與趕到的民警一起跑到河上的船時,伍某華已離開船約50至60米,并往下沉,最后看不見人。”保安員張建輝稱:“下河男子離河上的船大約60米,當時,民警將救生圈拋向船工。”船工高金山稱:“中午12時左右,見一男子往河里游,接著金色江灣一保安員追到岸邊,我叫他往船邊游,他繼續往對岸游,在距離船約八、九丈遠時,看他體力跟不上,在水里原地打圈圈,但那時其體力已不行,這時,民警趕到橋中間,為了盡快救人,民警要我將救生圈丟過去救那男子,但因距離太遠,年紀大,未丟出去。那名男子從河邊游到河中央大約有七、八分鐘。”此外,與死者伍某華一起跑的其他人因不知去向,被告已向相關部門發出協查函。庭審中,原告出示了2014年5月8日、6月20日詢問船工高金山的筆錄,高金山稱:“12時20分,見一男子落河,后看見金色江灣的保安追來,12時30分趕到的民警,第一時間在鐵架橋中間,約2至3分鐘,看見我的船離落水者較近,丟下救生圈給我,接著找梯子下船,因年紀大,當時氣溫較低,沒有下河救,約5分鐘落水男子沉入水中,水警船來到與,死者沉水相距約2分鐘,我便與民警去派出所做筆錄。”同時原告要求出示事后在金色江灣售樓部協商等情況的錄像監控,被告表示,當時只是為了救人,未進行錄像,事后的情況與本案無關聯。此外,原告表示,未處理完賠償事宜,對于死者伍某華尸體不同意火化。

      一審法院認為

      原審法院認為: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條、第二十一條的規定:人民警察具有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的職責。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犯或者處于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本案被告所屬湞江東河派出所接到110“一小偷跳河”的指派后,即派出一民警及輔警攜帶救生器材,駕車趕到事發現場,并根據死者伍某華已游至河中央這一具體情形,尋找救助的有利途徑和方法,在尚無法接近伍某華,且伍某華已明顯體力不支時,及時將攜帶的救生圈丟向離伍某華最近固定鐵船上的高金山,并在呼喊高金山將救生圈拋給水中央的伍某華時,從狹小的鐵梯跳至船上,此時方知高金山因其他因素未能拋出救生圈于河中,而伍某華已沉入水中,二警員與趕到的水上民警進行打撈。可見,被告民警從接警到救助,并無拖延或怠慢救助時間,也不存在沒有采取積極救助措施的情形。2、伍某華是在金色江灣售樓部保安員懷疑偷竊,且準備進行詢問而自行駕車并跌倒后爬起跑向河邊的,又從河邊游至河中央,體力的消耗已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現場目擊者高金山稱其事發當日中午12時左右,看見一男子往河中間游,游至河中央七、八分鐘。而伍某華亦是在河中央沉入水中。作為被告民警于事發當日中午12時17分接110指派,12時30分趕到現場,便展開救助工作,時間對比,被告已經盡到了立即實施救助的職責,即在時間上不存在消極救助的行為。雖然原告訴訟中提供的高金山問話筆錄與其在公安機關的陳述在表述上有所出入,但到達現場的警員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已采取求助方法和措施的事實是存在的。原告認為被告未積極履行救助職責,致伍某華死亡,缺乏理據,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3、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五)有關:“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的規定,取得國家賠償的前提,是行政機關實施的行政行為被法定機關確定為違法。本案被告不存在拒不履行救助的違法行為,也不存在未積極采取措施實施救助的職責,未被法定機關確定為違法,與伍某華的死亡不存在因果關系,故原告行政賠償的請求依法不能成立,應予駁回。至于木材廠員工是否存在過錯,與伍某華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屬民事法律關系,可通過民事法律途徑解決,不屬本案審理范圍。綜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的規定,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訴稱

      上訴人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原審法院對被上訴人救人存在避重就輕,有出入。1、東河派出所出警到救人現場,在最關鍵的時刻(2-3分鐘),原審判決認為“鐵橋距離鐵路約4.5米高”,這不是事實。根據5月8日上午找高金山證人時已對現場全面進行過模擬踩踏,事實應該是“鐵橋距鐵船高度不到2米,高金山證人也認為絕對沒有2米高。只有2米高的警員為什么不敢跳下去救人呢”2、被上訴人湞江公安分局直接管轄有專業的“水上派出所”。110報警稱金色江灣工地帽峰大橋下河道有“小偷跳河”,為什么出警的是不懂水性的警員,而不是具有專業的警員呢現實證明不懂水性的警員是沒條件達到在江河中救人的目的。根據現場如果東河派出所出警,同時水上派出所也預期出警的話,這個時間伍某華的生命就可得救。上訴人問:這一人身生命權的保護該由誰負責呢。《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規定,人民警察認為決定和命令有錯誤的,可以按照規定提出意見。人民警察對超越法律、法規規定的人民警察職責范圍的指令,有權拒絕執行,并同時向上級機關報告。讓不懂水性的警察去江河救人難道不是錯誤嗎根據被上訴人提供的從接警到出警過程資料,證明被上訴人行政執法是錯誤的。二、原審第三人韶關木材廠物業保安有過錯:1、金色江灣房產施工地是個無保安看管的工地。5月8日上午約10時,上訴人的代理人和林濟民從起點事發六人停放摩托車處沿小路往北向上行進,然后左轉進入售樓部后面空曠草地,再往前從房產施工的鐵皮柵圍欄的一小門進入建房施工區,里面也有一片空曠地。我倆一路慢步進入房產施工現場,沒有遇到有保安員的詢問和阻止。然后我倆從工地返回小鐵門出來,往售樓后門入大廳到大門,這時才有保安上前問“何事”于是我們與項目經理張建輝談了賠償事宜,時約10分鐘,證明了事發六人大大方方進去,順手撿來幾塊工地小廢鐵(施工搭支架遺留的銹扣碼)光明磊落出來。金色江灣保安把六人當作盜竊是不能成立的。“盜竊”解釋為不正當手段謀取。2、金色江灣保安為達到職業“抓贓”的目的,采用過時的“釣魚”、“設陷”術制造事端害人又害已。3月22日1l時30分保安隊長林永國對講機接到保安員羅偉建匯報,有六名可疑男子從售樓部外圍往工地方向走,于是林永國親自去看了,沒發現六男子,既為可疑,六名男人成群,目標不小,為什么不繼續查實跟蹤,進行逐趕之后12時15分,時隔45分鐘,卻自己開車到小區外圍唯一通往市區路口進行守候堵截,這是一種極為不道德的職業行為。3、物業保安職責的基本原則是在小區范圍內維護安全,文明服務,管好自家門,做好自家事,保安隊長林永國如果是為了抓盜的話,應該在施工場鐵皮柵的小門外守候,六個男子也就成為“甕中捉鱉”,何為在物業小區外進行堵截,擴大事態發展引起斗毆呢在保安小區外發生這樣的事,作為保安隊長職責應該冷靜頭腦,不應超越職責范圍執勤,應及時舉報公安,盡量不把事情擴大化。在倆人斗毆中,保安員羅偉建、張建輝跑來增援,此時伍某華感到寡不敵眾,掙脫了林永國,往河邊跑,保安三人繼續追趕,伍某華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只好下河游水,先是在淺水區漂浮,接著又有二名保安增援,伍某華看到在這強大制服保安的形勢下,就憑自己的水性向河對岸拼力游去。此時,林永國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打110報警。據保安員講同時呼喊叫伍某華“游回來!”。其實此時已為多余的舉措,游泳中的人是無法聽清喊話人的內容的,其反作用會成為“造勢”,給逃離人增加恐慌感,增強盡快逃離的意識。作為保安隊長應該冷靜反應靈敏,及時阻止員工“造勢”。最佳的緩解事態措施,在伍某華跳入河中后,盡快組織員工撤離現場,然后向公安報警。或許伍某華就會回頭往陸地逃走,挽回大局。造成伍某華意外死亡,韶關市湞江公安分局,韶關木材廠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三、110報警為“小偷跳河”,那么出警的主題首先是救援落河的生命,而小偷在接警時僅是個不確定的因素。因此,被上訴人必須有充分的依據解釋這一過錯,受害家屬不希望韶關三江河中再次出現類似冤案。綜上所述,請求:一、確認被上訴人在處理伍某華水溺一案輕視人命,在行政程序和行政執法中不作為;二、原審第三人韶關木材廠物業保安執勤過程誤斷,采取“釣魚”、“設陷”的方式制造抓贓事端;同時涉嫌盜竊方式過當,與伍某華發生互扯打架,至伍某華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跳河求生,造成意外死亡,負死亡事故的主要責任;三、被上訴人、原審第三人在伍某華死亡一案中使上訴人五人經濟和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傷害,應撤銷原審判決,作出合理合法的判決。

      被上訴人辯稱

      被上訴人韶關市公安局湞江分局答辯稱:一、事實方面:2014年3月22日12時19分,被上訴人東河派出所、和平派出所(與水上派出所合署辦公)分別接110指派:在帽峰大橋旁邊的金色江灣工地門口,有名小偷跳河。接警后,東河派出所值班民警胡釋中立即向值班領導黃雪冬匯報警情,值班領導黃雪冬指派值班民警胡釋中連同派出所輔警攜帶救生器材出警處置。值班領導黃雪冬留守派出所備勤,隨時接受110的有關調度,水上派出所指派何萬松副所長連同派出所輔警攜帶救生器材出警處置。東河派出所民警胡釋中連同輔警首先到達現場。民警胡釋中到達現場后,見一名男子在河中間上下沉浮。經觀察發現河中間有一艘固定鐵船離落水者最近,船上有一船工,民警胡釋中和輔警立即同現場的金色江灣保安等人沿著正在施工的鐵橋跑到橋中間靠近鐵船的地方。此時,發現鐵橋距離鐵船有4至5米高,為便于立即展開施救工作,民警立即將救生圈扔給鐵船上的船工高金山,要求高金山將救生圈扔向落水者先行施救。隨后,民警沿鐵橋尋找下鐵船的路,后發現在幾米外的橋邊有一狹小鐵梯可下至鐵船,民警胡釋中和輔警等人沿梯走下鐵梯,然后跨過一條較高的鐵欄桿才跳到船上。此時發現,高金山還未將救生圈扔給落水者,輔警接過救生圈和民警一起趕緊跑到船頭,嘗試將救生圈扔給落水者,但因距離太遠無法將救生圈扔給伍某華。民警胡釋中向鐵橋上的在場人員喊話是否有人熟悉水性,但無人應答。正當在場人員在想方設法進行救援時,落水者已沉入水中,不見蹤影。不久,水上派出所民警趕到現場,東河派出所和水上派出所民警在現場及附近立即進行對落水者的搜尋、打撈等救援工作。直至下午2時許打撈無果后離開。二、責任方面:被上訴人東河派出所和水上派出所接到警情后,立即派出民警及輔警攜帶救生器材,駕車趕到事發現場,并根據落水者已游到河中央這一具體情形,尋找求助的有利途徑和方法,在無法接近落水者,且落水者已明顯體力不支時,及時將攜帶的救生圈丟向離落水者最近的船工高金山,讓高金山將救生圈拋向落水者,在到達鐵船后,方知高金山因其他因素未能拋出救生圈,又接過救生圈趕緊跑到船頭,嘗試將救生圈扔給落水者,在確因距離太遠無法用這種方式進行救援時,又嘗試采取其他營救措施,以挽救落水者生命。在落水者已沉入水中不見蹤影時,東河派出所和水上派出所民警在現場及附近立即進行對落水者的搜尋、打撈等救援工作,直至下午2時許打撈無果后方離開。可見,被上訴人民警從接警到救助,并無拖延或怠慢救助時間,且已盡最大努力采取積極措施履行了救助職責,不屬上訴人所述未采取任何救援措施,不履行救助義務的行為。三、賠償方面: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賠償死者伍某華死亡賠償金、被撫養人生活費、精神撫慰金、處理事故交通費、處理事故住宿費、處理事故誤工費共計462271.2元,屬于無理請求。綜上所述,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本院查明

      經審查:本院對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予以確認。

      本院另查明:針對上訴人認為水上鐵船甲板距離鐵橋之間的高度不到2米高,而不是原審法院認定的約4-5米高的問題,2014年10月14日,本院召集上訴人、被上訴人到現場進行勘察,經過現場勘查,事故現場的鐵橋已撤離,鐵船也離開了事故當天的位置,為了核實鐵橋甲板距鐵船之間的高度,本院以公路邊沿河下延約20厘米處作為架橋點,以水平儀測量測得鐵橋距鐵船甲板之間的高度為4.6米。上訴人認為現在的季節是秋冬,春季應該是水漲船高,另外現場改變與原實際情況不符,只有當時測定是事實;被上訴人認為鐵橋邊還有約80厘米的欄桿。另外,被上訴人提供了二份詢問筆錄,其中一份詢問周愛國的筆錄,證明當時目測鐵船甲板面至鐵橋的距離約有五至六米;另一份詢問林永國的筆錄,證明當時目測鐵船甲板面至鐵橋的距離約有四至五米。上訴人對二份詢問筆錄認為是被上訴人后面補充的證據不予認可。

      本院認為

      本院認為: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條規定:“人民警察的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第二十一條規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財產安全受到侵犯或者處于其他危難情形,應當立即救助;對公民提出解決糾纏的要求,應當給予幫助;對公民的報警案件,應當及時查處。”從警情信息表顯示:“110接報時間是2014年3月22日中午12時17分56秒,警情內容是2014年3月22日12時18分03秒接警員接一位先生報稱:在帽峰大橋旁邊的金色江灣工地門口有名小偷跳河,調度或處理情況:12時19分08秒網絡發送到湞江區分局受警室和平派出所及東河派出所,19分19秒湞江區分局受警室悉收確認,19分23秒和平派出所悉收確認,19分57秒東河派出所悉收確認,12時44分34秒和平派出所警情回復,小偷已沉入河里,正在打撈。”東河派出所接警后即派出一民警及輔警攜帶救生器材,12時30分左右到了現場,到現場后,死者伍某華已游至河中央,民警根據死者伍某華已游至河中央并距岸邊較遠這一具體情形,及時尋找救助的有利途徑和方法,在無法及時接近伍某華,且伍某華已明顯體力不支時,將攜帶的救生圈丟向離伍某華最近固定鐵船上的高金山,并在呼喊高金山將救生圈拋給水中央的伍某華,由于高金山離伍某華也較遠,高金山年老等其他因素未能拋出救生圈,致伍某華沉入水中,約幾分鐘過后和平(水上)派出所民警到達現場,并和東河派出所民警一起進行打撈。從接警到民警到達現場約10分鐘、從民警到達現場到伍某華沉入水中約2-3分鐘的時間上看,并無拖延或怠慢救助時間;從救人的方法上也立即采取了救助措施,不存在救人不作為和不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行為。因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未積極履行救助職責致伍某華死亡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職權時有下列侵犯人身權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五)造成公民身體傷害或者死亡的其他違法行為。”引起行政賠償的侵權損害行為的主體是國家行政機關及法律、法規授權行使行政權力的組織及其工作人員;引起行政賠償的侵權損害行為是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引起行政賠償的侵權損害行為是違法的行為。行政賠償責任的構成是國家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造成的損害給予賠償的一項法律責任。國家承擔行政賠償責任須具備下列條件:

      1、損害必須是現實已經產生確實存在的現實損害,而且損害必須在行政賠償范圍之內,即損害是直接的,不是間接的;

      2、產生損害的行為必須是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造成的;

      3、損害必須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時造成的;

      4、損害必須是違法行為造成的。伍某華死亡不是被上訴人的工作人員行使職權時造成的,也不是被上訴人及其被上訴人的工作人員違法行為造成的,故上訴人請求行政賠償沒有法律依據。至于原審第三人與伍某華之死有無因果關系,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可通過民事法律途徑解決,不屬本案審查范圍。

      綜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二審裁判結果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訴案件受理費50元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人員

      審判長萬靖

      審判員徐肇廷

      審判員李應富

      裁判日期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書記員

      書記員李羿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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